郭嵩焘（1818年4月11日-1891年7月18日），是一位在晚清时期享有盛誉的外交家。他曾用十二个字概括晚清的外交情况，认为其表现为四个方面：愚蠢、野蛮、欺诈和恐惧。他认为，出于愚蠢的选择，才导致了蛮横的行为，无法施行蛮力后便选择欺诈，欺诈失败后则屈膝求和。

郭嵩焘的生平背景十分引人注目。他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期间年仅二十多岁，当时身处杭州，目睹了清朝被英国军队以强大火力覆盖式击败的情景。他在深入观察和研究英国人后，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：这些外国人虽与中国文化迥异，但文明程度相当高，值得学习。然而，其他当时的士大夫，甚至林则徐，都对英国人抱有偏见，认为他们是禽兽般的蛮夷。

郭嵩焘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，正当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之际，他积极动员和说道曾国藩、左宗棠等人出山组建湘军，并参与军事行动和粮草筹集。他受到曾国藩的委托去江浙地区筹措经费，并在上海再次面对外国人。在他眼中，上海如同一个“世外桃源”，因为当地的英国人已在此定居多年，城市整洁、建筑高大，也使他与西方文明更为接触。他在英使馆和法使馆中的见闻更让他叹为观止，感受到西方的细致入微、秩序分明，令他心生敬佩。

他与外国人的接触让他深切感受到礼貌和文明。英国领事在见到他时, 先礼后德，而让他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能说汉语的年轻人Smith，举止优雅，与当时许多中国人形成鲜明对比。首次品尝西方食物如葡萄酒与黄油面包，更让他惊叹不已。与绝大多数仍沉浸在“天朝上国”自尊之中的中国人不同，郭嵩焘敢于表达对外国文明的赞赏，因此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非议与指责，甚至被弟弟指责为过于直率。

1860年，郭嵩焘被提升为朝廷重臣，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应对工作。他认为，面对英法联军，采取战争的方式不如通过谈判建立商贸关系。他与蒙古将领僧格林沁在战略上产生分歧，引起了一定的摩擦，最终他选择暂时离开了官场，回到家乡。

在回归官场之后，他被任命为广东巡抚，并创造了外交历史的先例。他依法成功将潜逃至香港的太平军首领引渡回国，阻止了外资非法开采矿产的行为。他的外交理念强调以和平和谈判为主，这在当时中国的历史上极为罕见。

1875年的马嘉理事件中，郭嵩焘再度被召回，他出发前往英国进行外交活动，尽管这一决定在当地遭致批评，许多人视其为叛国者。来到英国后，他深入了解当地的政治与文化，并主动参与社会活动，尽力展示出中方的国格与理智。他以不卑不亢的姿态处理外交事宜，因而受到英国的广泛认可。

此外，郭嵩焘还意识到了西方科学文化背后的深层原因，不再局限于表面的技术模仿。他在牛津大学参观时，领悟到学术研究的重要性，并将所见所闻记录成《使西纪程》。该书出版后引起国内的广泛反响，随之也招来了如潮的指责，尤其是当地的保守派人士试图将他弹劾，质疑他与洋人交好。